同年5月，“运动”全胜收兵。经历过劫难的商人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和店铺。但这次清查，已经使许多人不敢做买卖了，甚至有人还在私下喊出了“再做买卖就是孙子！”这种话。可还没等他们决定是否真的要关门不干了，紧跟着下来的巨额处罚，又迫使这些人不得不继续担当，才刚发过誓的“孙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书也不例外，上面清楚写着，补税和罚款总计是五亿元。（币制未改前，五亿元即五万）
在日后一段时期中，税务员每天来洪家坐索，有钱就拿走。而为了缴付巨额的退补，洪禄承不得不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筹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画，后来就轮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饰。
解放后，当铺已经彻底消失。文物字画要送去琉璃厂，春绸的棉袍与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卖，但金戒指金首饰，却因政府规定只能拿到银行去。洪禄承的妻子王蕴琳仅去了一次银行就不肯再去了，说是不忍与旧物相别。再打点完东西，则让洪禄承送过去。洪禄承直到看到银行的人为检验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饰扭得乱七八糟时，这才体会到了妻子的心情。就这样，持续了二年，洪家的家当去了多一半，才陆陆续续把这笔巨债还清。
1954年，对工商界又是关键的一年。随着齐仁堂在岳松声的带领下，率先宣布实行公私合营，京城的各行业对此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后，绸缎铺瑞蚨祥，饮食界的惠丰堂、萃华楼以及森隆饭庄也跟着宣布实行。面对这种情况，洪禄承不免心焦如焚。
洪家传到洪禄承已是第十代了。要论本心，他着实不愿做这个末代的“破家”罪人。且不说他本身就对做买卖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父亲在离世的最后一刻，还在郑重嘱托要他把洪家的基业好好传下去。他如果就这么放弃了祖业，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父亲呀？可若论现实情况，想要维系下去，又实在是千难万难。
首先来说，社会形势就不允许。实际上，饮食界单个的公私合营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想当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丰泽园和聚德全又先后跟随实行。洪禄承早已看出，这条路恐怕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决心是不会扭转了。再加上他已经深刻领教了那种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次再说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对工商阶层清查的作用，社会风气变得更加崇尚俭朴，导致高端消费市场不断缩减，最后的结果就是饮食业由于长期实行低价供应，整体沦为了社会福利行业，根本无利可图。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对农产品开始实行统供统销制度，买什么都要凭证，更使得私营企业采购原料变得尤为困难。
洪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酒楼饭庄由于业务清淡，大多已经关门，只剩一家衍美楼在勉强维系。而菜单也已经作废，每天仅能看情况而定，供应一些不讲时令的家常菜。另外，就连饽饽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鸡蛋和奶油，目前仅能烤制一些粗制炉食，基本快变成烧饼铺了。再这样下来，登门的顾客自然还会越来越少，店铺亏损更是铁定的。就算不合营，大概离自己关张也为期不远了。
综上所述，该当如何选择，答案已是明摆着的了。但洪禄承的心结终归难以释怀，所以迟迟无法迈出这一步。关键的时刻，还是一件突发的事件帮他做了决定。
1955年元旦过后，洪家三进院落的老宅被当时的街道办看上，想征用改为敬老院，街面上的衍美楼和衍美斋两个老铺自然也包括其内。为此，街道主任特意请来区里主管饮食行业公私合营的干部一起上门来说项，巧合的是，其人正是“清查”时的“打虎队长”。
再次相见，当年的队长已经成了正职处长，虽然这次已换成一副和颜悦色，张口闭口的“同志”。但洪禄承却旧痛难忘，依然心惊胆颤，又怎敢说个“不”字？于是乎，在1955年的春节之后，洪家在煤市街经营了近二百年的两个老铺关张了，洪家老宅的大门上也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
不过，这些房子倒也不是就此全然与洪家无关了，因为街道资金有限，所以房产并没有转让，只算作临时租用，初步定期十五年。而且街道为了表示感谢，也帮忙联系了新的住处，那就是福儒里2号院。
洪家搬到新址，地方小了不少，且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天棚和石榴树。洪禄承闷在观音院东院的新家里足不出户，只抱着两块老铺的木匾，抑郁了许多日子。
他心里着实难过，却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人又唉声叹气，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呢？
还是妻子最懂洪禄承，心知他最舍不得的是那两间老铺，却另辟蹊径说，“搬走就搬走吧，这里虽然不大，但如今不比往日里，佣人们都走了，家里也就这几口人，尽够住了。要是往好处想，老宅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会越来越旧，将来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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