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两类人，还有一部分官员选择了自杀为皇帝殉难。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心中秉持着“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观念，将对君主的忠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这部分人不在少数，比如监察御史魏冕、前文提到的王艮、大理丞邹瑾，他们以绝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这种决绝的行为，扞卫着自己心中的那份忠诚与大义。太常寺少卿廖昇，亦是痛哭着与家人诀别，而后自缢而死，以死来表明自己绝不屈服于新主的决心，令人动容之余，也让人感叹传统思想对人影响之深。
再有就是那些抗节不屈的官员了。他们恪守儒家大义，对朱棣通过军事政变夺取皇位这一有违“礼制”的行为极为不满，不但不归顺、不自杀、不合作，反而当面斥责朱棣，甚至想尽自己所能去反抗。明知此举是以卵击石，却依旧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谓是铮铮铁骨，尽显气节。
当然，他们的反抗也引来了朱棣惨无人道的屠戮，被族诛者众多，甚至出现了“瓜蔓抄”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手段，除了被诛十族的方孝孺外，还有被诛五族或株连乡邻的景清、铁弦、卓敬等等。他们用生命和家族的覆灭，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忠诚之歌，虽身死却名留青史，成为了后世传颂的忠义典范，只是这代价，实在是太过沉重了。
各路藩王在此时也都纷纷开始选择站队。他们本就对朝廷的削藩之策心怀不满，而朱棣正是因削藩一事而起兵，如今朱棣大功告成，对于这些藩王来说，当下归顺朱棣，最起码自己的王位是能够保住的。而且朱棣在诸藩中实力最强，他们即便有心去争一争那皇帝宝座，可面对燕军的强大兵力，也是有心无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站在朱棣这一边，似乎成了最为稳妥的选择。
朱棣回龙江驻扎后，并未放松警惕，反而越发谨小慎微起来。此刻，皇位已然可以说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但越是到了这个关键时候，他越明白不能为以后留下任何隐患，每一个决策、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影响到他未来统治的稳固性。
而那些选择归顺朱棣的文武官员们，也开始暗自谋划起来，不管建文帝是不知所踪还是崩逝于大火，大明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乱，必须尽早确立新主，让天下安定，百姓休养生息。他们期望朱棣能早日登基，如此一来，自己也好尽快在新朝之中找准位置，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家族谋得荣耀与安稳。
翌日，也就是六月十四日这一天起，诸王以及文武群臣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一般，多次上表劝进。他们言辞恳切地表示，大明不可一日无主，希望朱棣早日登基，继承大统，以稳定这动荡不安的局势，让天下重新恢复秩序。
然而，朱棣却皆不允诺。 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与政治缘由。按照上古传统和儒家礼仪教化，虽说建文帝已经下落不明，但此时的朱棣和文武百官，依旧要上演一场“三辞三让”的好戏。
“三辞三让”的做法，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传说时代，像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的故事中，就有着类似谦逊推让的情节记载。这些传说经过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传颂和渲染，逐渐成为了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理想的权力交接模式，被视为一种极具典范意义的礼仪传统。
后代在进行禅让皇位等重大权力交接活动时，便有意识地模仿这种模式，以此来显示对上古贤君品德和做法的尊崇，让自身的行为符合传统所认可的规范，进而彰显权力交接的正统性与严肃性。
汉。史书记载，当时汉献帝被迫 “禅位” 给曹丕，曹丕方面也进行了多次辞让，假意表示不敢接受皇位，说自己德不配位之类的话语，实际上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演，是为了让自己称帝这件事显得更具合法性，仿佛是顺应天命、众望所归，在经过这 “三辞三让” 的程序后，曹丕最终登上皇位，建立了曹魏政权。
到了曹魏后期，司马氏家族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权倾朝野。到司马炎时，他意图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同样，在所谓 “禅让” 过程中，司马炎也对曹丕的后世子孙进行了 “三辞三让”，先是推辞曹魏皇帝的 “禅位” 之意，对外表现出很为难、不敢接受的姿态，然后在群臣的再三劝进下，才接受皇位，完成朝代更替，这同样是出于在政治程序和舆论上营造合理合法形象的目的。
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程朱理学经历了多年发展更是成为了当下儒家的主流思想，它所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和谦逊、克己等品德，早已深入人心。
而“三辞三让”的行为，恰恰契合了儒家所倡导的这些道德准则。通过反复地推辞谦让，朱棣这样的即将接受皇位之人能够展现出自己谦逊的姿态，表明自己并非贪图权势，而是在众人的推举、上天的眷顾之下，不得已才接受这一重任。这在礼仪层面上，将儒家的道德观念具象化地表现了出来，使得权力交接能够在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框架下进行，从而赢得更多文人士大夫以及普通民众基于文化认同上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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